村上春树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曾发表过一段著名的“高墙与鸡蛋”理论：“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体制是高墙，人是鸡蛋，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
9月，这段理论某种程度上在舆情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张曙光，丁书苗，杨达才，龚爱爱，夏俊峰，李某某，王书金……“审判月”里，一个个名字走上审判席，几乎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名字或曾飞黄腾达，或曾辛酸卑微。而他们可能经历一个共同命运——在民意与法治的漩涡间挣扎。
本期中青舆情指数显示，薄熙来案、李某某案和夏俊峰案，是最为5个群体受访者所熟知的舆情事件前三名，而上述“纠葛”在它们身上，亦格外明显。三起案件的被告身份，各自被一些舆论简化成了某种标签，都承载着超越案情本身的社会意义。人们不单单将它们的走向视作“个案”，某种程度上，它们也被视作“特权”或“弱势群体”在法槌面前的一次大考。
这不仅引发网络舆论和法庭审判的激烈对撞，民间舆论场自身也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多。“这就是‘审判月’的特殊性。要么特殊在当事人，要么特殊在事件的性质，要么特殊在舆论的关注，我们能够感知司法在这些案件审判中的压力，也能感受到各个方面的力量在其中的投入。”有媒体人这样总结。
于是，本期舆情指数调查伴随着一个显著特征：某起司法审判的结果，几乎很难不激起争论的涟漪，不同人对同一案件的看法，可能相去甚远。比如，对李某某获刑十年，受访的网民群体多击节叫好，而专家学者群体中，却不乏“李某某是否成为某种宣泄口”的反思；对夏俊峰终被执行死刑，意见领袖多认为“公权碾轧了弱势群体”，而在记者和媒体人中，则有人明确提出：“死亡城管有过错，但将所有城管之恶加诸其身，于案情并无意义。”
分歧显示了多元价值观的生长。但在“高墙”与“鸡蛋”面前，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思维，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令社会具有更多同情心与正义感，却欠缺了理性和客观。把复杂的案情，简化成了一道“强势与弱势，谁赢？”的选择题。在非黑即白的对垒中，法治精神很难有成长空间。
在夏俊峰案的一片喧哗里，被杀城管之一申凯的父亲对媒体讲的一段话，引人注目。他认为，“（当事人）都是人们表达情绪的靶子，没有人真正关心事实是怎么样的”。媒体问：“您认为事实是什么？”这位父亲说：“事实就是，我的儿子和张旭东被夏俊峰用刀捅死了，我们两个家庭都毁了。夏俊峰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是法律给这个不幸事件作的终结。”
“审判月”带给全社会的财富正在于：它促使不同群体思考，在“高墙”与“鸡蛋”面前，究竟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
答案并不复杂。它既不应是“高墙”，也不该是“鸡蛋”，而是恒定的法治立场——法律的刚性是全社会需要坚守的底线。法治应该像一枚“定海神针”，以事实与证据支撑其筋骨，无论对“高官”、“星二代”还是“小贩”，都恪守同一条红线，动不得、摇不得、弯不得。
9月，公众看到，尽管一些案件围绕着猜测，也有法治以外的力量试图参与改变案件的进程和结果，但法治精神也在争议中前行。对一些官员的审判，让公众看到了“刑也上大夫”；李某某案的一审结果，让公众感到梦鸽的“救子”戏码，对法庭所能施加的影响实则极其有限；而夏俊峰案尘埃落定，也让一些人反思：“当‘全民呼吁刀下留人’能改变案情事实和法律，那么，‘全民喊杀’也能。”推而广之，法律就可能成为浮标，难以形成信仰。
法治精神不是一个虚词，它体现在每起个案里，活在时间的深度里。
要让法治立场在“高墙”与“鸡蛋”面前稳如磐石，官民双方都任重道远。对民间舆论场来说，学会理性地接受与预期不符的结果——只要它是法治的，是通往公民社会的必修课。对相关司法机关来说，更要先用行动消除公众对司法不公的集体焦虑，谈论法治精神才可能有公信和底气。
《中国青年报 》（2013年10月09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