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一、中国教育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
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
二、中国教育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
“方差”小就是杰出人才少。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的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三、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的低“均值”、高“方差”，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先生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因此，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