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时刻关注培养目标、培养手段等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性谋划、系统分析，基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三要素，从经济发展规律、职业教育发展规律、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出发，构建有利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制度走向和行动方略如图1所示。

图1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三维模型

一、打破“学历至上”导向，助力技能型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技能短缺”和“技能失调”的双重压力，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我国要从建立技能等值互换制度和消除“技能偏见”两方面着手。从宏观上讲，我国需要把人才培养视野聚焦在经济发展规律上，形成教育与经济之间合理、可信、可行的“学习成果”置换制度。这就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真正打通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发展以及晋升通道，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能够形成有效衔接和等值互换的体制机制。这种体制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庞大的改革工程，需要通过政府、行业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教育行政人员、职业院校教师等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而只有构建好“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产业链、面向全生命周期”的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才能实现持续、公正、透明的技能评价机制，并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营造良好环境。从微观上看，要打破“学历至上”“唯知识”的认知偏差，破除技能人力资本价值在被评价时存在的“职校毕业生比不上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刻板印象”。这需要我国推进1+X证书制度的试点工作，从全产业链着手，以获取含金量高的证书为导向，让人才培养过程对接经济发展环节，大到人才结构要对应产业生产的不同步骤，小到教学单元要对应岗位中具体的技能操作。

二、构筑“类型特色”体系，推动技能型社会人才进阶

国际上往往根据承担任务和职责时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和“技能专业化程度”，而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层次进行界定和分类，因此他们认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一般特指从事高专业性、高技术性的一类职业人员。而我国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理解相对狭窄，无论是教育教学人员、教育行政人员，还是职业教育研究者，更多还是关注技能人才对某一技能的熟练程度。因此，为推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适应性，职业教育改革需要首先回答好“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通过构建类型化、特色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来实现人才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职业教育要瞄准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精准化地进行人才培养。宏观上，职业教育要通过物联网、区块链、AI等信息化技术构建人才需求预警系统，结合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确定人才发展定位，有针对性地培育不同人群的不同技能。微观上，职业院校要办好“类型教育”和“特色教育”，认清自身优势所在，教学不能局限于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等“硬技能”，还要涉及“核心技能”“专门技能”“特殊技能”这样的“软素养”，满足技术技能人才多样化、全方位发展的诉求。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面向未来”的技术技能人才。经济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技能型社会的发展使得工作岗位充满各式各样的潜在挑战，以“标准”为导向的育人方式不再适用于技能型社会，职业院校应给学生埋下“终身学习”与“技能迁移”的理想信念，让他们将自身的技能优势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相融合，让学生从接受职业教育起就树立起“技能宝贵”“技能报国”的崇高理想信念。

三、弘扬“工匠精神”价值，营造技能型社会良好氛围

“工匠”一词本身便是形容在某一领域生产中投入大量精力、熟悉产品研发或制造环节的技能人才，而追求和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有助于提升人才的专业技能，还能带动社会上形成学习技能、钻研技能、传播技能的良好风气，从而对建设技能型社会、构建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产生积极作用。为使技能型社会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需要重点关注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这部分群体数量庞大、劳动经验丰富，完全可以成为潜在型高技能人才，所以需要保障这部分群体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权利，激发他们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同时，“工匠精神”的宣扬还有助于激发社会各界参与人才培养的活力，职业院校既要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努力搭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坚实桥梁，让先进技术融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更要摆正自身在技能型社会中的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岗位技术技能人才对技能提升的诉求，打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定点定批定量地为对应岗位输送优质的人力资本。随着我国公共服务事业改革的持续性深入，全社会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辐射面正越来越广，只有推动社会各界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氛围，才能真正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节选自《教育与职业》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