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算是大学生吗？” 当大陆无数的专科生为身份归属而纠结，持续多年上网留帖发出同样的质疑时，在台湾，技术院校力压台湾大学等高等学府，拔得“最受企业欢迎高校毕业生榜单”头筹。

两千多年前，孟子的一番话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定下了尊卑之序，他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多少年来，很多人觉得，寒窗苦读十多年，站在庙堂策论天下才算是高人一等，而有着一技之长的渔民樵夫，则处于江湖之末。

虽然文化同属一脉，但职业技术教育却在海峡两岸间演绎出不同的风景。

大陆 绝少官员孩子上高职

台湾 父母当院长的不算少

“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

2013年4月，面对媒体采访，有“炮手”之称的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甩出一个“炸弹”，震动了舆论。

可以说，职教身上有着浓厚的“平民教育”、“农村教育”的色彩。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中，农民工子女占了八成，而近三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

职教不受待见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求职饱受歧视，考公务员也有诸多限制，绝大多数职位留给本科毕业生，大专学历可以报考的职位，少之又少，且多属于鸡肋型岗位，要么偏远，要么是“清水衙门”。

近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九届穗台校长论坛”，原人大校长纪宝成以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场上，他对此种门槛打抱不平，“所有国家机关的公务员都需要本科毕业、研究生毕业吗？不是这样的。”

说这话时，纪宝成站在演讲台前，显得有些激动。面对着穗台两地100多位校长、学者，他声音沙哑又有力。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要启动人事制度改革，取消对职教的限制，做到职教与普教一视同仁。

其实儒家文化讲究“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很有市场。对民众来说，连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职教又如何不受歧视呢？这种观念也影响着台湾市民对职教的评价。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开始发展职业教育时，职教还是被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那时候，我们都把读职教的人叫做‘黑手’，因为他们工作双手都很脏。”朝阳科技大学校长钟任琴回忆说。

而后台湾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人们回过头看，发现这个时期贡献最大的，便是技校毕业的劳动者。这触动了整个台湾社会对职教的评价转型，职教身上背负的“歧视”色彩慢慢褪去。反映在仕途文化上，便是公务员系统对职教学生敞开怀抱：报考公务员初等考试时无学历限制，年满18岁即可。

“五年前，在台湾就不存在什么歧视了。”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钟任琴，混迹政学两界多年，他说，“像现在，五院(“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院长的孩子读职教的，不在少数。台中市国民党主任委员的儿子就读我们学校。”钟任琴说。

大陆 缺乏荣光不好科研

台湾 多做科研力争一流

今年6月，在初中生毕业升学的时段，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再次强调，当局重视职教教育，“希望更多的孩子进入职教体系”。

在此前，马英九就促成了一个政策层面的诱因，让所有高级职业中学的学生免费入读。

说起高级职业中学，大陆的人们可能较陌生。与内地一样，台湾也是在初中生毕业后才开始分流，选择进入普教或者职教体系，这分别对应高中和高级职业中学。

读完高级职业中学后，学生可以直接报读四年制的技术学院或科技大学(属于本科层次的高等职教院校)，又或者“曲线救国”，先读两年制的专科学校，再考两年制的技术学院或者科技大学，以取得本科学位。

在台湾的官方定义中，职教与普教是平行的教育层次。高中生与高级职业中学的人数比例，基本持平。三十年前，这个数据还曾达到3：7，高职系统学生远超半壁江山。

反观大陆，职教被设置在普教之后。7月份，纪宝成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不客气地指出，“高考录取一本、二本、三本之后才是高职，高职录取分数很低，高职院校缺乏光荣感、自豪感。”

外界在职教学生身上贴起“高考失败者”标签。以至于大陆这些所谓“失败者”聚集的院校，甚至失去了搞研究的勇气。

“说起产学研，好像只有普通高等教育学府才配说搞研究，我们高职院校，也就只有产跟学了。”广东某职业院校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听到这，钟任琴就犯嘀咕了，他摊开双手反问：“谁说职教就不用做研究啊，如果是纯教学，职教老师跟国小老师有什么区别？”

在台湾，职教院校做研究是普遍性的事情。钟任琴举例说，近年朝阳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的教授们带着研究团队，在几千只雌性昆虫身上，摘下定义性器官，提取性荷尔蒙，批量生产成细条状诱捕器，挂在树上，雄性昆虫被吸引过来就落网了，不用撒农药就可以除虫。这一技术一量化生产，成本仅为欧美同类产品五分之一。

“普通大学做基础、理论性的研究，我们职教院校，则会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不搞研究开发，职教院校就真的是二流选择了。”钟任琴说。

大陆 忙着换牌子求升级

台湾 老师任顾问提实务

“学士多过狗，博士满街跑”。这句流传台湾各界的戏谑笑话，说的就是台湾职教体系中，深藏许多博士老师。每天，有不少博士老师辗转企业和学校之间，这一刻站在讲台旁边授课，下一秒则出现在企业实验室。由于台湾中小企业缺乏技术研发人员，不少职教体系的博士老师，会被邀请去当顾问。

一般的操作手法是，院校与老师签订协议，继续发工资，但老师需要回学校义务上一门课，把企业的案例带回来，数年后老师重返讲台。在台湾资深教育人士眼里，这是一种双赢，博士老师为企业提高产能，创造利润，企业则为老师解决实务平台。

这样不怕老师跳槽流失吗？“台湾诚信文化比较好，老师一般不敢。就算流失了，也是一种力量扩散，老师们会带来实习机会，创业时，也会带上学生一起做。学校就受益了。”上述权威人士称。

台湾的职教院校忙着提升教师队伍实务能力，与此同时，大陆广袤土地上的不少院校，却忙着更换牌子，将中专变大专，大专变本科，本科变研究所。

纪宝成对此的解释是，受官本位观念的驱动，“中职变高职，行政级别由正处级变副厅级；高职升本科，行政级别由副厅级变正厅级，地方可以安排不少领导干部。”

台湾与大陆在职教体系的分野，确实有着不小的落差。

“第九届穗台校长论坛”中，台湾行政教育部门前负责人杨朝祥也在场。在杨朝祥眼里，两岸民众在思考模式上接近，台湾职教发展早一点，早些碰到了问题，可以提供给大陆做借鉴，避免走一些弯路，但他也坦言，“两者是互相学习的。”

不久前，国家层面提出，要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覆盖范围包括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台湾来说，这无疑是个赶超的信号。